ilj [65] 参见韩大元：《关于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几点思考》，《法律科学》2018年第2期。
（2）充分，应该对法律草案中所有可能涉及合宪性的问题进行专门而充分地审查，不是一般性地说明草案合宪，而是就具体争议点也要有充分说明。笔者尝试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概述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现状，并探讨这样的制度现状为未来的宪法学研究设定了怎样的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从宪法监督到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演进，以及合宪性法秩序的建构的学理准备，为新时代宪法学的自省确立了外部和内部条件。参见李丽：《违宪审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纪念82 宪法实施30 周年（下）》，《中国青年报》2012 年10 月18 日第1版。[84]同样是基于实证研究，杜强强指出：我国法院尽管不以宪法作为直接的裁判依据，但法院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还是为合宪性解释提供了相当大的存在空间。[55] 林来梵：《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学透析》，《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从裁判文书网收录的判决文书来看，援引宪法规范的判决涵盖了民事、行政和刑事等类型，……有个别判决体现出合宪性解释的意味。
[19] 关于这份报告的分析解读，参见郑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建议反馈实践：轨迹勾勒与宏观评述》，《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四） 宪法程序法研究 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新建构还指向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宪法程序法。三大寺堪布和退休堪布可以直接进入噶厦的僧官系统，参与议政和决策。
1965年7~8月，西藏自治区乡、县选举基本完成，有1359个乡镇进行了基层选举，另有567个乡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两项合计占西藏全区乡镇总数的92%。广大西藏人民享受到政治权利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则是到了西藏民主改革之后的西藏地方建政时期：选民们穿着新衣、成群结队、兴高采烈的走向投票站，投下自己庄严的一票。所以，在旧西藏，农奴主杀害一个农奴的官司，是很容易解决的。在清前期，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本身和当时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新疆地区的伯克制度、内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一样，是清统治者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政治方针下构建的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
在戈尔斯坦的记述西藏社会1913年至1951年的这段历史中，充斥着西藏僧侣、贵族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而这，实际上只是西藏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阶层政治内斗的一个缩影。因此，当1950年代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等国家机关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之时，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却缺乏起码的人身自由，更谈不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西藏的政治、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僧侣、贵族上层集团手中，这与现代政治体制中公民作为政治共同体组成分子的要求是不符合的。
同时，三大寺还有散布在全藏的其它大小黄教寺庙作为属寺，子寺的堪布等要职，均需由母寺派出的僧官担任，或由母寺派出常驻代表掌权，进而形成一个严密的教团体系。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即为，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但在旧西藏，如果说有人权，那也可能仅仅是部分僧侣、贵族上层分子的人权，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更遑论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享有。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平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必然要求，五四宪法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处于首要位置的是平等权，它既是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也是其他基本权利行使的核心原则。试想一个人如果处于连最起码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状况下，还哪里谈得上什么人权？ 正是因为人身权之于公民基本权利行使的前提意义，所以，禁止蓄奴，任何人都不得被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均应予以禁止，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在人权事务上的一个基本共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应当根据宪法，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逐步实现西藏的民主改革，出西藏人民于水火，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杜会主义的新西藏奠定基础。各种宗教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角逐，他们在有关宗教利益的政策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给20世纪的西藏历史带来了灾难。
而在旧西藏的农奴制状态下，接受教育是少数农奴主、僧侣的专利，大部分农奴和奴隶实际上是文盲，也不存在受教育权的享有，而受教育权的匮乏本身又直接导致其子孙后代也成为永远无法摆脱贫穷地位的贱民，西藏的现代教育，是在和平解放后才开始的，但由于当时封建农奴制尚未被打破，寺院教育仍然是主流，广大农牧民子女的受教育权利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寺庙，则是指西藏地区寺庙中的各类、各级活佛以及堪布、基索、格贵等上层僧侣，在1959年，全区共有大小活佛约500人，其中大活佛1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上层僧侣约4000人。
结束了几百余年的旧的僧侣、贵族专制政权、顺利实现广大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的建立之自由的新生，在表明了西藏人民旨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愿望和意志的同时，也无疑是中国民主史乃至世界民主史上的一件大事。全区有54个县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了正副县长，建立了县人民委员会，并选出了301名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我们翻阅记录旧西藏社会、经济生活真实写照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至（六），基本上每个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里面都有贫苦农、牧民对于噶厦政府、贵族、寺庙的高利贷的血泪控诉，西藏人民在旧西藏时代经济权利方面的悲惨境遇，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关于民主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界定，但从词源学的角度讲，民主(Dnuoxparia或de-mocracy)就是demo加cracy，其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所以，有必要在西藏建立一套虽与内地行省有区别，但内政外交之权应统归中央的行政管理体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被西方国家部分政客所指责的西藏地区民主改革，才真正实现了西藏人民的人权彰显，即使是放诸于世界人权史的发展历程之中，也堪称一场史诗性的人权变革。而在噶厦政权中，格鲁派僧人的势力也非常强大，按照采取了僧、俗并用的原则，基本上处于僧、俗各半的比例，根据1959年初对西藏地方政府在职僧俗官员的排名登记表明，此时僧俗官员总数为477人，其中僧官266人(达赖喇嘛不计在内)，俗宫211人。诚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学家西耶斯所指出的，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特权是优免，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丧气。
其中，妇女被列为低等级的人，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低层的贫苦妇女。而在旧西藏，政治、经济大权实际上掌握在由官家、贵族、寺庙组成的农奴主阶层手中（即三大领主）。
9日，大会举行闭幕式，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关键词：西藏民主改革 人权 政教分离 现代政治 法理 香格里拉神话背后的前现代政治本质 无论是在西方普通民众，还是藏学界，对于西藏都有各种各样的误读，甚至不乏有认为旧西藏是远离世间纷争、充满宁静美好、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香格里拉的论调。
而且，对于西藏原有寺庙、领主等所拥有的地产，在民主改革中采取的也是赎买的政策，所以也不存在侵犯其财产权的问题，更何况其所谓财产权本身也是建立在大多数人无法享有财产权的不正义、不平等的农奴制基础之上。因此，正是由于欧洲中世纪时期政教合一的教皇政权对于欧洲诸国政治的粗暴干涉、热衷发动圣战、镇压宗教异端、反对科学技术创新，进而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惨痛教训。
还拥有高度的司法权，形成了一套寺院习惯司法制度。而上等人杀死一个下等下级人，如铁匠等，赔偿命价仅仅为一个草绳。西藏民主改革本身，涉及国家政治制度统一、人民当家做主、人权、政教分离等典型的法学话题，因而可以从法学视角进行解读。这种一国多制式的边疆治理模式，为多民族大国疆域的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体制实际上已经很难应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图谋，所以，清末的边疆新政，一个现实的政治考量即是当时的边疆夯实问题。
另外，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本身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触动西藏前现代政治的根本所在—农奴制和神权统治。也基本上垄断了西藏地方政治权力。
民主改革后，一方面废除了农奴制对妇女的束缚，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妇女的知识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广大西藏妇女，正是在民主改革之后，才获得了和男子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项权益，也才真正得到保障。所谓官家，是指在西藏地方封建政权中包括噶厦、班禅堪布会议厅、萨迦法王三个系统的全部僧俗官员，在1959年共约800人。
主持西藏地方政权和行使西藏地方政治权力的是以噶厦政权为代表的僧官集团，其核心成员则在西藏地方的诸多贵族家族中轮替，而僧侣集团在西藏地方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则是政教合一体制的典型体现。1959年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作为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力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详细讨论了有关西藏的各方面问题，并正式作出决议。
让我们设想一个组织得尽善尽美，无比幸福的社会。而压在旧西藏人民身上层出不穷的各种苛捐杂税，同样是对广大西藏人民经济权利的侵犯。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都应当有广大人民的代表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的代表参加……西藏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极其落后的农奴制度，农奴主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的惨酷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西藏人民久已坚决要求改革自己的社会制度，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在旧西藏地方政权的基层行政机构如基巧公署，一般也设四品以上的僧俗基巧（意为总管）各一人，基巧下一级的宗的宗本也大体维持在僧俗各半的比例。
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另外，从公民权利保障的角度讲，各国在政治实践和立宪活动中之所以普遍强调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因为只有当国家权力确保在宗教面前处于超然的中立地位的情况下，不同教派才会有一个平等的发展环境，宗教信仰也才能真正成为一种私人领域事务，从而也就不会出现宗教干涉政治、宗教迫害等异化现象。
甚至是十三世达赖喇嘛这位当时西藏地方政权的领导人，在其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的两次出奔过程中接触到了西藏以外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成就以及感受到雪域高原长期与世隔绝的落后反差之后，也深感西藏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教制度进行一番改革，尤其是第二次逃亡时，更在极度的失望中热切关注着世俗社会政治的发展，开始有意识地了解西方各国的情况，考察英属印度的社会制度和管理模式，并比照清朝政府的治藏政策和管理体制，寻思西藏地方自身在政教体制上的缺陷及其补救、改革措施，从而孕育出了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新构想。如欧洲中世纪，许多国家实行的即是政教合一体制，教皇权力凌驾于欧洲各公国国王权力之上，并为了扩大教权而不时挑起各国之间的纷争。
政教分离，英文表述为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是现代国家的一般原则与政治道德基础，其意义在于禁止国家把某一特定宗教定为国教，另外要求国家与宗教之间应保持各自的生活准则与领域，从本质上来讲，政教分离要求国家权力的宗教中立性或非宗教性，禁止宗教的政治化与政治的宗教化。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而现在不信教的自由这样一种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也是为何很多国家关于政教分离的宪法文本中规定宗教平等、教派平等的原因所在，其原因就在于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成为个人私人领域的事务。
